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个人敏感信息的规定呈现出如下特点及问题：个人敏感信息与个人一般信息的分类已有体现。

2.存在警察对危险目标产生控制盲区的问题。适度原则通过手段行为追求行政目的实现或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的达成，它体现了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客观联系，要求实现目的的手段必须适合于达成行政的目的。

一份书面报告为随后事件提交诉讼提供了完整的事实分析。此后有关第四修正案的判例认识到只有当没有合理的手段替代致命武力时，枪支使用的理由才是令人信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枪支在我国属于管控对象，能够合法使用枪支的仅限于军警，涉及警察用枪的案件多发生人身伤亡，枪支使用是否合法合规自然会引发民众的高度关注。为了尽可能以正确的合乎目的方式灵活地适应个案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和行政机关的政治决策，立法机关或多或少地放弃对行政机关的约束，有时只规定特定的行为方式(如批准、驳回或者干预等)。{16}1743.比较上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可见，设置鸣枪示警程序的多为严格管控枪支的国家和地区，而没有设置鸣枪示警的国家和地区多为枪支使用较为自由甚至枪支泛滥区域。

实践中，警察如何表明身份，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很显然，在紧迫情形下，无论是制服着装展示还是出示执法证件，都可能会存在妨害警察临场处置的有效性。警察的具体枪支配备情况事关公共安全，依法可以不公开。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我之所以主张把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联结起来，乃是因为这种对接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现实的必要性、方法的可能性。科学研究的方法数不胜数，总体上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分析，二是综合。实现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对接，权利研究无疑是一座桥梁，它生动地体现了法理话语与概念逻辑的连接。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于是，法学范畴与法理的对接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是分析与综合、逻辑与经验、形式与实质、建构与反思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对真理的放弃，不是不讲原则的妥协，实际上是法学走向成熟的表现。

他认为，关系主义的方法论一是强调以主体间的关系作为构造个人权利的中心。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对这些概念，需要我们在认真研读古代法典和法学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还原其本真意义。以人为本，人才强法，建设高素质法治人才队伍的经验。

我赞同舒国滢教授提出的法教义学的灵魂是法理、法教义学的出路（发展）也在法理的理论判断。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司法制度。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所以说，法理中心对接权利本位，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法学理论自信、中华法律传统自信、中国法学家共同体自信，对创新法学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无疑有着进步意义。

基于这种考虑，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十分鲜明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古往今来，关于正义的界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郑智航认为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回答不了当代中国的权利问题，而关系主义的方法论则是取代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选择，因为我们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人和人孤立存在的状态，人和人之间首先是以合作为前提来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

因而，深化权利义务研究，着力点是深化对权利的研究。漫长的旅途并没有阻挡学者们满腔的学术热情，我们像是赶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盛会，坐着绿皮火车一路北上。相应地，有三个体系、三种思维、三幅图景。（四）以对接满足良法善治 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对接是实现良法善治的内在需要。责任还可能意味着促进某种利益或善的手段。把法学范畴研究对接法理研究，不但标记着法学理论的逻辑推进，还有利于法学话语的养精蓄锐，满足国家话语权的需求。

三种思维，即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理思维。从我国法学知识谱系的形成过程来看，我们最初接受的法学基本范畴更多移植于前苏联和西方法学，因而法学核心概念明晰化、具体化、体系化是重中之重，以权利、义务为基本范畴建构我国法学知识体系，便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分析的方法着重于先验概念的逻辑演绎，更偏重概念到概念的必然性，是数学性的方法。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它还意味着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必须要跳出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指导，从实践中积累法学范畴研究的要素和方法，从法理上探求法学范畴研究的科学之途。坚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不仅仅是法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呼唤和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三个体系，即法律知识体系、法治理论体系、法理话语体系。这种对义务之理由的追溯，包含了对义务的概念分析，也包容着对义务现实价值和历史背景的观照。发展法学的交叉学科，一方面，要突破以往按照法学二级学科设计重大研究领域和重点选题的习惯做法，着力打破法学内部的学科壁垒。

我们有符合国情的一套理论、一套制度，同时我们也抱着开放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在性、规范性（Normativity）。

甚至那些政变的发动者，也无不是在正义的名义下进行政变的。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深化执法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的经验。

作为较早意识到范畴（概念）研究重要性的年轻学者，我在1987年出版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当代西方法哲学》，便是按照法哲学范畴体系的逻辑构建的，囊括了法律的概念和作用、法律与道德、权利和义务、守法和违法、责任和惩罚、法律与正义、法律的与自由、法律与效益等西方法哲学的范畴概念。在独特的三重背景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法学界萌发了开展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意识，既包括对西方法理学（法哲学）基本范畴的借鉴性研究，又包括对中国传统法学的继承性研究。

李建华和何志鹏在评论中指出，法理学的权利理论对部门法学的权利理论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指导，部门法学的权利理论是对法理学权利理论的有效证成，也向法理学提出了提问和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法学范畴研究必将在前方遇到法理，而法理研究也必将在范畴研究中寻到根脉。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特别是权利和义务研究，在会议之后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和法学创新的切口，愈加深入的研究将焦点又推进了一步，即在权利和义务这对基本范畴中何者是更根本的范畴，或者说何者是基石范畴。该文在法学及相邻学科产生了强烈反响。

第二阶段，与会者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新时期法学理论的重构，突出了法的价值和法制现代性问题，提出了法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法学应是权利之学等重要命题。当理论研究深入到了这一步，权利本位就不仅仅是一个涉及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学术观点，也是一个有关法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理论体系。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有力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和生存状态，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和各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法律制度，影响着思想理论体系。

中立的调停者呼吁公平正义，产生冲突的双方声称维护正义，正义凝结着每一方的共识，正义也扮演着每一种法理的伪装，正义之战不过是法理之战的代名词。带着对这个时代主题的关怀和思考，近百名法学家云集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以纪念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30周年为契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扬解放思想、求是创新的理论旗帜，以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的对接为抓手，开启了新时代中国法学科学化、现代化的新征程。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